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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籍贯县地辩

发布时间:2009-07-02 20:25    点击:次     发布人:陈新  来源:

陶渊明籍贯县地辩

                                                                                                                                            陈新
     关于陶渊明的籍贯,亦即古人所说的址贯,唐代以前,本无异说。颜延之《陶徵士诔》所称“有晋徵士寻阳陶渊明,南岳之幽居者也”, “元嘉四年月日,卒于寻阳县之某里”;与沈约《宋书隐逸传》、萧统《陶渊明传》叙载渊明“寻阳九州人”,虽小有差别,但并不相左。据《晋书·地理志》的记载,《颜诔》所称的“寻阳县”是自晋永兴元年(304 年)“分庐江之寻阳,武昌之九州二县置得阳郡属江州”,经百余年,至晋义熙八年(412 年)“省寻阳县入九州县,九州仍为郡”这一段寻阳、九州二县并隶属于江州浔阳郡所辖时期的寻阳县;沈传,萧传所称的九州县,则是晋义熙八年合寻阳,九州二县为一县的“后”九州县。颜说最为确当。沈、萧传载不叙及寻阳县并入之来历,且传主的名、字即有“或云”,叙载的行止事迹又多有不确、不尽然处,这也是致唐、宋以降,渊明名声愈显,影响愈大,而其址贯却渐有异说,莫衷一是之罐隙。
     渊明籍贯及生卒之地,颜说”寻阳县”最为可信。陶渊明的祖父、父亲,沈、萧二传不载,渊明诗文亦无详叙。渊明的《命子》诗、《赠长沙公》诗并序可证史传记载晋大司马陶侃是渊明的曾祖并无疑问。《晋书· 陶侃传》“陶侃号士行,本都阳人。吴平,徒家庐江之寻阳”亦可证渊明籍贯寻阳之来历。后世有以渊明《赠长沙公》诗序“长沙公于余为族祖”断句,再引“昭穆既远”而辩疑陶侃非渊明曾祖。序文“长沙公于余,为族祖同出大司马,昭穆既远,以为路人。经过寻阳,临别赠此”。并无妄断强辩之隙乘。序的意思是说长沙公与我都是族祖大司马陶侃的后人,出了五服,很少来往。长沙公这次经过寻阳,临分别时作这首诗相赠。诗云“同源分流,人世易疏”还是说这个意思;诗中“于穆令族,允构斯堂”,“爰采春华,载警秋霜”是描述与长沙公修祠祭祖的情景;最后“遥遥三湘,滔滔九州”,“款襟或辽,音问其先”则抒发了长沙公远在三湘封地,自己(渊明)仍居九州故里,别后虽阻远再难晤面,但还望互通音问的同宗情怀。考渊明所赠之长沙公,当为晋义熙中随刘裕征讨后燕,颇立勋业,袭陶侃长沙公爵位的侃之玄孙陶延寿。据此诗并序不仅无疑渊明祖出陶侃,相反,更确证了陶渊明籍贯寻阳。
     据渊明《作与从弟敬远》、《悲从弟仲德》以及县志所载:侃传排名第八子,光禄勋寻阳陶范于晋太和元年(公元366年)为河南高僧慧永捐地建寺(初赐号太平兴国乾明禅寺,后改名西林寺)亦相互可证,侃传之有子十七必有不在少数之非袭爵为官外任的后代子孙仍聚居寻阳。一度与渊明为邻且与之”情款”后来官做大了路过寻阳仍“日造渊明饮”, “临去,留二万钱与渊明,渊明悉遣送酒家,稍就取酒”的颜延之,入宋,废寻阳县名15年之久所作《陶徵士诔》,仍称“寻阳陶渊明”, “卒于寻阳县之某里”。其所指县地必为前二县并立之时的寻阳县,断无渊明生卒之地是为前二县并立之时的九州县,颜延之反而要用废名已久之寻阳县来妄称的道理。
     渊明籍贯寻阳,虽说渊明现存诗文无明确自叙的文字。但相关址贯提及“寻阳”地名凡三处,都是在晋义熙八年撤消寻阳县之后,所作诗序中特别作为与行止相关的具体地名而提及的。所说之“寻阳”就是当时州、郡、县(合并后即九州县)治所的浔阳城,也就是自晋永兴元年由长江北岸迁治于南岸的州、郡及寻阳县治所的寻阳城。是不论长沙公西上,殷晋安东下,庞参军“从江陵使上都”都必经由之的长江南岸的浔阳城。是汉筑,晋有庾楼,历为州、郡及各相关时期附廓首县之治所的古盆城,亦即因江北寻阳县治迁入而得以更名为浔阳的州、郡县治城。也是唐代以后明确是在“湓水”即龙开河口以东的德化县的浔阳城。唐、宋地志涉及晋义熙八年以前的九州县,于治所多有异说,今人不辩晋末前后,九州县名实大异,硬要把七里湖滩发现几块晋代残砖断瓦的低洼弹丸之地说成是晋末至隋州、郡、县治所的古寻阳城遗址。审之地望,殊难凭信。此遗址,笔者推断,亦并非汉、晋九州县城故址,当或为晋末、南朝侨置郡县之遗存。兹不详论,容日后或专题考辩之。
     今九州市、县沿江滨湖地带,上承德化,再上承寻阳、九州二县合一之九州,再往上推,是很难说清究属秦汉魏晋之时(东晋寻阳县辖期间亦有侨置郡、县)何州、何郡、何县之管辖了。今九州县比较确切属汉晋九州县所辖的地域,只是西南边睡一带的山区。所谓孙权拥兵九州,周瑜操练水军,当在今星子县附近的鄱阳湖内。本文辩渊明籍贯,无法避开相关古今县地及二县并立时期州郡治所及寻阳、九州二县治所沿革的考辩。然而,年代久远,沿革多变,史志又多异说,故诸多疑问尚难释怀,亦非本文所能详解。
     渊明诗文相关居所的确定地名,除浔阳(城)之外,另还有上京、彭泽、南山、南阜、曾城、斜川、南村、南里、东林隈等等。
     浔阳(城)是古今沿革尚难确考,即使存疑也不致大碍渊明籍贯县地辩而另需专门探讨的问题。其它地名或地点,更直接相关渊明籍贯和居所。
     其一的上京,宋人年谱主上京即京城之说,在“六载去还归”上费尽心思,但都不能自圆其说。后因星子至宋立县,属南康郡,朱熹为南康守,受地之主人“请益坚”的影响,据相传之说,建归去来馆,并且曲为之辞:“庐山有渊明古迹,曰上原,渊明集作京,今土人作荆”(《朱子语录》)以朱子名望,影响所及,以致《名胜志》直接说成:“南康城西七里为玉京山,亦名上京,有渊明旧居;其诗曰‘畴昔家上京’即此。”清人陶澍作《陶靖节年谱考异》则更直接说成:“上京乃山名,非上都也。”朱自清先生折中其说,认为“上京乃山名,渊明旧居所在也。其说盖本诸宋人地志,《朱子语录》及《与人书》、《吴师道诗话》,虽尚未可考信,或不为无根之谈。”朱熹是一代宗师,朱自清也只好疑而不辩,到今天则三人成虎,几成定论了。
     但事实并非如此。上京之名见于《还旧居》诗,另还见于《答庞参军》之五。《答庞参军》的“大藩有命,作使上京。”是确指京城。无可置辩。《还旧居》起句为“畴昔家上京,六载去还归。”接着又说“今日始复来,恻伧多所悲。”再往后都是写所见“所悲”的情景,全诗并无还归旧居的意思。题为《还旧居》,先是说很早以前住过上京,六载去而复归,转而又说今日始复再来,所见面目全非。结合渊明戊申岁(408年)六月因旧居遇火越二年移居南村的行止,看诗中“履历周故居,邻老罕复遗”的描述,大致可以推断渊明是时隔多年始复再来这个“邑屋或时非”的族人聚居之故居的。另有一首与之同时所作的《悲从弟仲德》诗云:“衔哀过旧宅,悲泪应心零,借问为谁悲?怀人在九冥。”也是始复再来,过从旧居的悲叹!“门前执手时,何意尔先倾!”是感叹遇火移居时仲德还执手相送,今日始复再来却已不在人世了。诗末的“迟迟将回步,恻恻悲襟盈”真可谓《还旧居》的余音。《赠长沙公》诗并序与这二首诗亦同时之作,渊明遇火移居后多年未还归这个族人聚居的儿时旧居,园田旧居,正是因为陪同长沙公过从旧居修祠祭祖,因而才写出了这三首同为抒发凄怆心情的诗作。
     朱自清先生认为:“《还旧居》一诗,论者最为纷异。”争议焦点始终都在“畴昔家上京,六载去还归”相关行止居所的解读上。宋王质,吴仁杰年谱都以为渊明就军职家居京城者六年,“还旧居”是还归寻阳旧居,考史传及渊明诗文,解释不通;清顾易年谱,陶澍年谱考异把上京解为山名,仍然在“六载去还归”上妄说渊明的行止和里居,陶澍讥讽王质和吴仁杰不懂“上京乃山名”,其不识上京非指旧居,更大谬;梁启超年谱把上京说成上荆亦即荆州的江陵,他自己都解释不通,只好托词“吾亦不复费精力以搜讨资料矣”;古直年谱把《还旧居》题旨解读为过从而非还归旧居,说:“此谓由旧居迁于上京,六载之中,尚时往还,六载之后,再由上京迁于南村,时越十载始复来视,顿觉人民城郭一时皆非,故怆然而悲也。”算是读出了过从而悲的真意,但于“畴昔家上京”句,仍附会玉京山之说,未为通解。
     “畴昔家上京,六载去还归”的诗意并不难解。按渊明戊申岁44岁之后,因旧居遇火迁离,到作此诗时50多岁了,陪同长沙公还复过从故居,怆然而悲追忆儿时往事。诗的大意是说:我很早以前住过京城,六年后,还是回到了这个这次再来所见面目全非的旧居。“今日始复来”是指所悲之旧居,不是说以前住过六年的京城。
     笔者所说渊明追忆儿时往事,即很早以前.在京城住过的六年,从何说起呢?
     渊明《与子俨等疏》自述“少而穷苦”,《饮酒》之十六却又说“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考《祭从弟敬远》文,知道渊明大约是在7、8岁之幼年时丧父;又读《祭程氏妹》文,“慈早世,时尚孺婴。我年二六,尔才九龄。爰从靡识,抚髻相成。”见12 岁的陶渊明与9岁的程氏妹竟然互不相识!想来渊明成年后谋一个彭泽令得到过家叔陶夔的帮助,幼年丧父,被京城为官的家叔带过去读几年书,极有可能。今人叔伯帮助幼年丧父的子侄进城读书不为少见。以渊明高出一般晋、宋人物的成长官方网论,笔者结合相关诗文推测“畴昔家上京,六载去还归”是渊明由长沙公祭祖而来引发追忆幼年丧父跟随家叔在京城读过六年书的往事,虽尚未可考信,但也亦“或不为无根之谈” 。
     其二的彭泽只是一个“去家百里”的参照点,并且也不是今彭泽县城,而是在距今湖口县城约30 里的湖口县境内。百里是一个约数,不可以太拘泥。
     其三的南山、南阜、曾城都是指籍贯县地之南的庐山。“种豆南山下”, “悠然见南山”都是就渊明所居之寻阳县而称说其南面之庐山的。即使望文生义,也绝无把南岳,南山说成是庐山南麓亦即星子玉京山之北面的庐山脚下的道理。以星子县玉京山的地望,大概只能将庐山称之为北山,北岳和北阜了。南阜和曾城,按《游斜川》诗序“临长流,望曾城”“彼南阜者,名实旧矣”以及诗中所云“回泽散游目,缅然娣曾丘,虽微九重秀,顾瞻无匹俦。”亦可知诗是写渊明与二三邻曲乘船于长江之中面对庐山,遥望庐山的感受,是以昆仑山的曾城九重的曾城之名指代庐山。“彼南阜者,名实旧矣” ,“若夫曾城,傍无依接”就是说庐山象昆仑山的曾城九重,并非实有一个曾城的山名。序称曾城,诗中写作曾丘,都是指代庐山。
     其四的斜川,“临长流,望曾城” 是在长江面对庐山的地望。斜川或为当时寻阳县内某一段过境长江的别称,也有可能出县境外,要说总是不会离庐山太远的地点。
     其五的南村和南里,或为一地之二称。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之《戊申岁遇火》诗注“越后年徒居南里之南村”是以南里括南村,地仍为一。故渊明《移居》诗“昔欲居南村” ,《别殷晋安》诗“去岁家南里”所指还是同一个地点。南村和南里,或说南里之南村,是渊明自叙所居之地最为明确的地名。古直年谱通考渊明诗文、《颜诔》及史传,认为:自义熙七年(411年)至元嘉四年(427年)凡十七年,渊明踪迹皆在寻阳,因知南村当在寻阳附郭。是以为渊明于戊申岁遇火后移居南村遂成定居。但古直偏信上京即玉京山之说,谱称渊明终焉上京,自相矛盾。古谱以殷晋安义熙八年(412 年)移家东下,据渊明《别殷晋安》诗云“去岁家南里,薄作少时邻”论定渊明义熙七年(411年)始移居南村。考渊明于戊申岁亦即义熙四年(408年)故居遇火;次年《已酉岁九月九日》诗,明确纪年但不辩是否移居;再次年《庚戊岁九月获早稻》诗仍明确纪年,诗意仍不见移居迹象;越二年壬子岁义熙八年《与殷晋安别》诗云“去岁家南里”,是渊明自叙始移居南里,即南村亦或南里之南村的确证。《移居》诗二首,未标纪年,其一诗中有今日始移居的意思,其二却是写移居后的生活情景,且有“无为忽去兹”的感慨和疑问,透露出将非终老定居的意思。后来明确纪年的《丙辰岁八月中于下潠田舍获》一诗,写在距始移居南村五年之后,再无《移居》诗的邻曲往来,奇文共赏,登高赋诗,言笑无厌的轻松情趣。诗曰贫居,特标“东林隈”、“下潠田”等地点名称,还描述了从居地越平湖,近荒山的地貌特征,显然不是辛亥岁义熙七年(411年)始移居“居止近城邑”的南村之地。也不是戊申岁遇火前的园田旧居。
     其六的东林隈,前已说及,是渊明戊申岁遇火前后所居非一的突出标志。渊明故居,亦即戊申岁遇火前的园田居,突出标志是“东皋”“西畴”;丙辰岁贫居,亦即后来闲居,幽居的终老之地,突出标志是“东林隈” 、“下潠田” 。皋者,水边之高地,是指山,水弯曲之地。通考渊明本集诗文,前后所居还有不少明显的区别:前居乃族人相聚,衡宇深巷,田地颇多;后居则蓬庐茅舍,荒地洼田,往来多州县官吏。丙辰岁义熙十二年(416年)渊明52岁了,后又多病,闲居寡欢,虽偶有《诸人共游周家墓柏下》、《游斜川》的雅兴,但更多时候则是在“三馀之日,讲习之暇”的感慨惆怅,写下了占现存渊明诗文三分之二以上篇首的作品。这一段时期,至渊明卒,凡十二年,渊明自称闲居,《颜诔》称之幽居,确与戊申岁遇火前的世居、家居,归园田居不是同一个地点。前后所居之地,相去几许?各在今日何地何处?按渊明南村居前后的行止线索,大致不出今长江南岸,庐山西麓七里湖、蛟滩湖、赛城湖一带的依山傍湖地区。确切地点,殊难论定。这也是本文谨以籍贯县地辩的题旨。
     综而论之,笔者推断认为:渊明籍贯东晋寻阳县,即后之九州一一寻阳一一谧城一一浔阳一一德化一一九州县。其故里县地大致在今九州县与九州市浔阳区,庐山区相毗邻的依山傍湖地带;故居参陶范捐地建寺事应在今庐山东林寺附近之九州县傍蛟滩湖一带;南村居以今九州市中心街区即古浔阳城址论,应在今九州市开发区境内茅山头旧地;晚年闲居终老之地当不出今九州县玉兔山周边之傍湖地带。
     然而古今沧桑,今已无复再现陶公当年所见之情景。笔者本诸渊明诗文、《颜诔》,兼采史传、地志、各家年谱,参前人定论,作如上说,当不致大谬。
     关于渊明故里的县地之争,自宋讫今,要说仍为宜丰、星子、九州三县说。
     宜丰之说,仅以《图经》始家宜丰之孤证,附会以境内有或陶侃难以考定之子嗣后裔等相传遗迹,强为之说,显与渊明本集、《颜诔》、史传太多抵牾,不足为凭。因此,也不为学界所采信。
     星子之说,因为朱熹是一代宗师,对学界影响太大,朱自清先生虽疑其说,但却迁就而言“或不为无根之谈” 。今人编注陶集者亦多采“上京即玉京山”的说法。又由于古今沿革相关,今星子县境内多陶姓后人,九州县面阳山之陶渊明墓碑也刻有“世居星堵”的碑文,以致星子有渊明故居,甚至故里就是在星子的谬论,愈益惑人视听。实际上,这是一个朱熹始作俑,据相传之说,曲解渊明诗文,致后来三人成虎的无根之说。前以具论,再补充一点今九州县内少有渊明后裔的历史原因之分析。
     今九州市区以及沿江滨湖的九州县地,正是因为古浔阳城历为州郡县治,因而也历为兵家必争之战祸频扰地区。元末朱元璋,陈友谅之间的争战尤烈,致今九州县地沿江滨湖地带几无世居。考今九州县乡村地名及姓氏来历,也多为湖北安微及本省各地迁入而定居者。梁代康王秀任江州刺史,听说渊明曾孙为里司,叹而后即日辟为西曹。可见当时渊明子孙还住在州郡县治所的浔阳城附近。唐代白居易经九州,过栗里,访陶公旧宅,大概其时已距州甚远,其地或为当时之楚城乡鹿子坂。到了明代,李梦阳据一块断碑上刻有“靖节先生故里”而断复其地为故屋、祠址田。当时在境内就难找渊明后裔,只好从星子拉来一个名叫陶琼的老人领业和继祀香火。这一脉陶姓子孙到民国时期,近20户,70人,被入侵九州的日军于1938 年一次就屠杀了48人。后来,九州县城沙河街建陶渊明纪念馆也只是迁一户渊明后裔居该馆门前路边之公宅。这也说明渊明后裔与千千万万华夏子民一样历尽沧桑,兴衰无常,迁徒不定,不可以逆而推论渊明之籍贯。
     渊明曾祖陶侃“有子十七人” ,渊明也有子五人。或陶侃非渊明祖父的其它支脉,或渊明同祖父的其它支脉,或渊明五子任一子的支脉,都可能谱蝶载叙唐宋以降名声愈显的陶公,都可能在各自聚居或世居之地相传一些以假乱真的遗迹遗址来。当然,不排除有真迹。然而鱼龙混第杂,泥砂俱下,我们是很难相信也不当轻信这些或为相传附会的谱志和遗存。
    朱熹之误本出于崇敬陶公的善意。朱熹不专治地理,不辩寻阳,九州二县与渊明址贯之属非汉晋九州旧县,史传所称渊明址贯九州县是已括渊明址贯前寻阳县的后之合一的九州县,朱熹以为前后九州括其时星子地,未辩渊明址贯寻阳县不括星子,因而听信当地人的相传之说,称“渊明此中人” 还只是泛说,并非确认,更不是考辩渊明故里的断定。后之鼓噪,推波助澜者,不仅误信误读误解,甚或捕风捉影,牵强附会,强词夺理,大有强说渊明故里非星子莫属的架势。
     清人陶澍首开渊明生卒之地星子上京之谬说。此前地志还只是说星子有渊明旧居,有醉石遗迹等等。陶澍以研陶著称于时而为一代学者,不顾渊明《还旧居》诗并无还归定居之义,实为还复感叹的实际。硬要说渊明:始居上京,移居南村,还归定居上京。把一个上原即上京,上京乃山名,玉京山亦名上京有渊明旧居的无根之谈,最后演化成了必称故里的生卒之地说。
    曹龙树为申渊明故里星子之说,竟把陶集有曰:“畴昔家上京” 、“居止次城邑”, “舫舟荫门前” ,“斜川回曾丘” 。以及陶诗中有东皋,西畴、南阜等,硬说成在星子陶公旧宅“俱历历绘目前矣” 。其征引陶集中的片言只语,不作深解,犹如说梦。曾丘和曾城是渊明据《山海经》“昆仑山有曾城九重”用来比附并指代庐山;城邑是指当时州郡县治的浔阳城,不可能是说后来的南康郡城;舫舟则随处可泊,何来专指玉京山附近湖泊的道理。实际陶集所涉东面高地(东皋,皋为水边高地),西面田亩(西畴,畴为大片田地),南面大山(南阜,所居之地南面的大山)根本不合星子玉京山地望。
    今人徐新杰先生所作《陶渊明故里辩》强说“南岳、南山、南岭,都是指庐山南麓” 。又说“醉石馆距九州荆林街二三十里,间隔二三十里而能常来此醉卧,在交通困难的古代,而且是患有脚疾的陶渊明,简直是不可思议” 。这正好说明渊明不可能居星子玉京山。玉京山既无南山、南岭可识、可见,更无南岳可以幽居;玉京山去州郡县逾百里,“在交通困难的古代,而且是患有脚疾的陶渊明” ,不说史传不确的去庐山随王弘还州一百多里山路怎么走,也不说后人称之为“寻阳三隐”或也去过东林寺,近百里山道如何走得?就说渊明自叙行止的诗文:和胡西曹示顾贼曹、别殷晋安、示周续之、赠羊长史、酬丁九州、示庞主薄、答庞参军、于王抚军座送客等等,也都是山川阻远,居星子玉京山而与这些浔阳城的官员多有来往,更万万不可思议!
    笔者素仰陶公风范,亦深知历代研陶并相关址贯者,多出于崇、慕陶公之本意,各执己说,虽多添考辩之头绪,但也有利于更接近辩明真相之途径。
    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疑古今师说或有大谬不然者,故为之辩。聊备一说:瞻古寻阳,望古浔阳,昭陶公未彰之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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